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对各种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传统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用。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将信用机制引入数字经济监管，成为创新监管的重要突破口。
早在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提升信用监管信息化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对信用监管的支撑作用。2021年1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四川)建设工作方案》中，建设数字信用监管体系也成为重要任务之一。
事实上，在相关政策出台前，四川已有一批信用管理与服务平台相继落地，本土大数据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中来。如今，随着四川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信用监管的数字化转型还将取得哪些新突破？
成都打造市场主体智慧监管平台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互联互通
什么是信用监管？概括来说，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突出特点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是以区别不同主体信用状况的分类监管，是瞄准违法失信风险的精准监管，同时也是多部门配合联动的协同监管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
“数字经济为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信用数据，大数据等科技的逐步成熟与应用，也为构建现代化信用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客观基础条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认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其外延性和多样性使得监管的空白区域更容易出现，这对社会信用的监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019年5月，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平台在全市推广应用。平台依托市电子政务网，纵向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省“互联网+监管”平台等系统共享数据资源，横向与原工商、质监、食药等业务系统深度集成，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关联码整合涉企信息，归集涉企数据3亿余条。
通过数据互联，成都实现了行政与司法业务对接，实现双方信息共享和证据互认。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有效解决了原先监管上存在的信息共享滞后、联动监管不强、信用惩戒不力等问题。
推动信用成为数据资产
让企业享受“信用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平台在实现企业公共信息流转、强化信用监管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实现信用变现，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信用红利”。
2019年3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联合省发改委、省大数据中心等八部门共同发起建立“天府信用通”平台，通过共享发票、电力、不动产交易、公积金、支付、法院判决等超过14亿条企业信用信息，为167万企业建立信用信息“云档案”。银行机构将各类信用信息直接导入内部大数据风控模型，能够有效评估贷款风险。
同时，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形成信用信息即时采集更新的“数据仓库”，全面摸排市场主体正负面信用信息，按照经营状况、就业人数、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分类形成“必保”“择保”“力保”名单，并自动向银行机构推送，推进银企高效融资对接。截止2020年底，已促成线上融资2.96万笔，融资金额2609亿元。
“大数据能够将大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散落在各部门的各类公开信息进行归集整理、挖掘分析，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政务监管、金融监管和市场交易提供支撑。”作为业内较早探索监管科技的大数据企业，数联铭品董事长曾途对此深有感触。
2018年，数联铭品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26家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点单位，在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持续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开展北京、重庆等地区“双公示”第三方评估、共享信用信息。
同时，数联铭品也是首批入驻全国“信易贷”平台的信用服务机构。依托金融科技和信用信息，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也推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帮助信用良好的企业获得信用变现。
建设数字信用监管体系
四川如何建？企业如何参与其中？
当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信用监管已是大势所趋。而要建设数字信用监管体系，四川未来应从哪方面发力？
盘和林认为，首先要明确监管职责，完善相关制度法规，促进数字信用数据的流通与共享。“数据是构成数字信用体系的基础，只有强化对数据的监管，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范围以及承担的责任才能够消除数据孤岛，构建更完善的数据信用体系，进而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更高效的监管”。
其次，要进一步推动政企合作。企业在数字科技研发与应用方面有较大的优势，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企业开展积极地合作，包括基础设施的共建、信用数据平台的共建与维护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建立一个更即时响应更灵活的监管体系。
此外，要培养创造性思维，积极探索新的信用监管手段和模式，在做好风险控制的情况下积极培育信用产品市场，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数字信用体系的丰富完善。
“四川提出建设数字信用监管体系，首先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空间，很好地激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企业的内生活力，提供了更好的创新创业平台。”曾途认为，与此相应的，合规守信的企业也能够享受更实在、更便利的价值变现，实现高速高效的发展。
